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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平凹: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  

2016-01-19 12:50:5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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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平凹: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

2016年01月15日09:32  江南时报   我有话说(354人参与)

贾平凹: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

  2015年末,传来文坛“劳模”贾平凹的最新长篇《极花》即将出版的消息。在已跟读者见面的《极花》后记中,贾平凹详细透露了《极花》又是一个关于农村的故事。贾平凹生于农村,长于农村,一直在写农村。在接受记者专访时,谈到他专注于农村题材的深耕,贾平凹说:“我习惯了写它,我只能写它,写它成了我一种宿命的呼唤。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。”

  农村的景象让他无言以对

  贾平凹说,小说《极花》素材来自一个老乡的真实故事,这位老乡的女儿在10多岁时遭人拐卖,后被解救出来,半年后,老乡的女儿竟又跑回了被拐卖地。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,让贾平凹心情起伏很大:“曾经是那样激愤,又曾经是那样悲哀。但我写下了十页、百页、数百页的文字后,我写不下去,觉得不自在。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,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?拿碗在瀑布下接水,能接到吗?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,什么都想尝尝,我也知道我敏感,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,我就能闻出来,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。于是我得重新再写,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,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,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?”于是小说最后成了那个可怜的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。

  中国农村的现状,也让贾平凹深入思考:“中国大转型年代,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。进城去,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。就拿西安来讲,这是个古老的城市,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,他们衣着整洁,发型新潮,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。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,就知道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。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,大多数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。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,过上了好日子。更多的却漂着,他们寻不到工作,寻到了又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辞掉了。他们不回老家去,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,从离开老家的那天起,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。”

  贾平凹还提到,在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,那些没能力的,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,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温饱,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。贾平凹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,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,有一个跛子,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,他说: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,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。这些让贾平凹无言以对,也给他带来很大的触动。

  于是他将这些触动和无言以对化作农村现状的关注与思考,2013年他推出了36万字的《带灯》,以樱镇综治办公室女主任为主角,写中国农村当下基层的现状;2014年他写出了25万字的《老生》,描写发生在陕西南部山村的民间故事,写出了一首20世纪中国的“悲怆奏鸣曲”。一部部聚焦农村的作品让贾平凹的名字跟农村联系在了一起,也许正如2015年8月贾平凹获得首届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时,评委会在给贾平凹的授奖词中写的那样:“中国现代以来,乡土叙事构成了壮阔苍茫的文学高原,贾平凹以其执着的、不断演进的写作,建造了连绵险峻的山脉。多少年后,人们会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回到已经失去的故乡。或者,人们将会发现,这个作家所铭记的一切,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切地见证着经历现代性蜕变的古老文明。所以,贾平凹是一个被选定的乡土书写者。”

  写农村是一种宿命的呼唤

  记者:2013年您的《带灯》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角,展示了基层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。《极花》的题材跟拐卖妇女有关。在您写的后记中,能了解到您在新作中表现出对当下农村社会的高度关注,对草民命运的巨大悲悯感。从中可以看出,您的写作与农村、农民的黏度越来越高,对现实的关注越来越迫切。这种演变,您自己有觉察吗?

  贾平凹:我一直在写当代生活,尤其当代乡村生活。我是(上世纪)50年代生人,60年的乡村变化我都经历和了解,写作乡村的故事就是自然而然的。从开始写作至今40年,前20年是因熟悉而写,后20年是有责任在写。社会极速发展,什么都在变,唯一不变的是人的感情,我的感情在乡村。可以说,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。

  记者:在上世纪80年代,家乡农闲时节会有说书人,会有社火。但现在,很多人过年也不回家了。大家都在感慨,农村在凋敝,陷入空巢,缺少精神生长的能力。但每个人都又无可奈何。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,您对乡村巨变的感受一定会更加强烈。这些年来,您通过写小说表达出来的,您觉得表达得已经充分了吗?对自己觉得满意吗?

  贾平凹:关于乡村的生活,我知道的太多,而写出来的故事很少。这就像山林那么大,我能砍回来多少柴禾呢?

  记者:对乡村古老文明消散的感受和思考,除了是您创作的素材源头,还意味着什么?

  贾平凹:我当初写乡村的故事,笔调兴奋,抒情优美,那时也是真诚的,这与乡村的热闹和我的年轻有关。这10多年来,我写乡村时,握笔越来越觉得沉重,心里始终在痛,在迷茫,在叹息。我知道它的过去和现在,但我不知道它的将来。我习惯了写它,我只能写它,写它成了我一种宿命的呼唤。出生于(上世纪)50年代的写乡村的作家,大概都是这样,这也是这一代作家的生命所在。

  记者:2014年,作家刘亮程在木垒县买下几十所无人院落的经营权,开设木垒书院。您怎么看待知识分子关注乡村、返回乡村、为乡村回注精神的努力?乡村文明的失落,对您来说,这事儿搁在您心里,是怎样的一个状态?您会当真想一些具体的建议吗?

  贾平凹:大的海潮涌来,芦草能抵挡吗?石坝能抵挡吗?我不知该怎么办,我可能只是拿个照相机,记录下海潮没来之前岸上的物事,记录下海潮涌来时的景象。

  酝酿如何写最艰难也最漫长

  记者:曾经有一个阶段的中国的乡土文学,像赵树理、孙犁等描写的农村生活,是甜美的,是阳光的。但是现在回望乡村,满怀惆怅,这自然是因为社会现实的客观变迁。关于当下农村生活的文学表达,从您的观察来看,您觉得还有哪些需要加强的地方?

  贾平凹:当下的乡村生活是多样的,有沿海一带、江南一带的状况,也有西北部、西南部的状况。有交通条件好的,建设了新农村点的,也有偏远闭塞的,没有新农村点的。现在的文学表达,可能有甜美的,可能有苦涩的,苦涩的更多一些。但无论怎么写,我认为,要站在全国的角度看问题,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,要站在人类的角度看问题,你才可能把握住一切变化,才可能读懂中国。

  记者:写小说是一件艰苦的、孤独的体力、脑力活儿。在一般人看来,您已经写出很多重要的作品,名利都有了,您为什么还这么坚持不懈地写呢?您现在写作的动力何在?具体说来,有怎样的使命感?

  贾平凹:一方面,我几十年在关注着,思考着,叙写着。我写不了别的,只能写乡村,或许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会越来越少,能了解乡村、认知乡村的人会越来越少,这段历史总得要有人写呀。另一方面,思考是沉重的,写作过程却是你若有兴趣那就快乐。

  记者:写小说,对您来说,最愉快和艰难的点,分别是什么?

  贾平凹:我每一部小说,最艰难也最漫长的,是酝酿要写什么和如何写。当一切终于在心中清晰起来,具体动笔是愉悦又快速的,尤其常常有突然而至的情节和文字,你能体会到不是你在写,而是有别的力量在借你的手和笔。

  记者:您看的书很特别,比如会重新阅读《山海经》那样的书。可否分享一下,关于阅读,让您最有感触的个人经验?

  贾平凹:我可是乱读书呀,近一个时期则喜欢那些人类学方面的书和一些关于性灵类的书。

(责编:李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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